阮次山：数风云人物，还看今朝。各位好，我是阮次山。香港从1997年回归到中国主权已经有七年多的时间。在回归之前，中国方面有一个基本的政策，就是一国两制。一国两制是什么呢？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经历过，所以其实一国两制的实施，从中国从香港来看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
在香港回归之后，在前半期大家发现，香港人担心，有很多香港人在1997之前，纷纷到国外去定居。他们最主要是担心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时候，政治会挂帅，经济会萎缩。可是在香港回归之后，大家发现，相反的，香港的经济在大陆的全力支持下，虽然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，可是在经济上面丝毫没有太多的挫折。而香港的政治在某一种形式上，有非常不良好的表现，甚至最近两三年，很多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因为政治的泛政治化，在政治问题上太泛政治化，在社会经济问题上也泛政治化，导致香港过去半年出现很多次政治影响经济的恶性化循环。
所以在香港过去七年多，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商业性的社会，香港的企业家、香港商人对于香港的现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看法？他们的感觉如何？他们口袋里的钱是不是愈来愈少或者他们认为赚钱的机会愈来愈少？香港的经营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它的优势是不是愈来愈少？今天在我们节目里，我们为您请到了香港企业界高层领导之一--恒隆集团的主席陈启宗先生。
我们跟他谈一谈，从香港企业界领袖的角色，他如何分析香港从97年以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，尤其是在香港最近几年所谓的民主派人士，在香港各种所作所为有泛政治化的倾向、泛政治化的思维的时候，企业界人士到底是怎么看的？
我们请看他的谈话——
阮次山：金融危机各国逐渐复苏，为什么香港方面反而在金融危机，大陆非常有利的资源底下，没有软着陆，而且现在对香港前途经济前途，很多人觉得看不到前景，什么道理？
陈启宗：这个也需要从几方面来看。我们当然也不可以把所有问题都归根到那个亚洲金融危机上。我觉得最主要是，在香港社会上起了相当大变化。大家不要忘记，1997年香港回归是历史上未有见过的一件事，一国两制也是人类没有见过的一件事。社会上老百姓，他们在心情上的改变，对很多事情都有影响。
1997年后，多少是对回归七上八下，不知到底怎样看这事才好，所以这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够叫香港人找到他的自我，团体上、社会上找到自我在那儿，他的国家的关系是什么，这都不是一下子可以找到的。
阮次山：有很多人说，过去香港，不只是回归就是回归以后，没有在经济发展上找到自己的定位，不知要往哪里走？你从企业家的观点来看，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？
陈启宗：就是没有1997，香港的商界也需要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定位，因为中国大陆一直不断发展，香港以往几十年都跟大陆里面的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譬如说1978、1979年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前，香港是得益于中国的不开放。1978年、1979年以后，中国开放初期，很需要资金，很需要人才，对世界也不认识的时候，香港是一个窗口，刚好又得到益处。好多人头脑简单的就说，香港是福地，1979年以前好，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还是好，就简单延伸去说，将来一定是好的。这个就不一定，很多外国人跑到中国去，他说一看中国从前不行不行，低估她进展的速度。他看见了现有的难处，却看不见她改变改好的速度，他就失去了机会。掉过来，有些人看到她改得很快，但却忽略了中国大陆里面既有的那些结构性的难处的话，结果又出了问题。香港也同样在今天，在中国改革开放那么快，特别是经济领域里那么快进展的大环境之下，香港也需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。
阮次山：香港的优势在哪里，你觉得呢？
陈启宗：香港的优势，大家都讲了很多，我也没有什么新的见解。譬如说什么法治，什么香港的税制低而简单，香港的货币流通等等。但是这些都慢慢地会减弱的，不是我们差，而是大陆人家好了嘛。人家好了，所以这个距离就拉近，所以香港的长处我倒不是不理解。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子，香港人，香港的经济需要跟着环境，外围的环境改变而改变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差不多百分之九十，我们的经济体是服务性行业，服务别人，别人在改的时候要跟着改呀，人家变要跟着变。1997年前，那时候政治不是影响经济，所以经济留在商人手上，不只是大商人，还有很多很多中小型的在他们手上，他们就能够很容易去变。但是1997年以后，愈来愈所谓的民主，社会的声音愈来愈大，这些事情就叫社会上不是再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，所以要变就变得没那样快。当然，每一个商人的个人来说，他还可以变得快，但是整体来说，特别是在政府的扶持支持方面就变了，改变很慢。因为多元化的社会里，民主的声音强了，所以政府反而变得慢。所以从个人个别的商人的角度来看，应该不是太大的难处；但整体来看，整体社会、整体经济来看，倒是有点隐忧。
阮次山：你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。最近台湾的经济也是一直下滑，有人讲台湾在三十年以前，他的政治是因为国民党一党控制，所以底下你不要谈政治，政治是我谈，你只要弄经济，所以台湾的经济从70年代以后一直増长。那么现在香港，过去香港人是不谈政治，因为英国不让谈，1997年以后香港逐渐要谈点政治，重蹈台湾的覆辙，有没有这个现象？
陈启宗：这当然了，但我也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富裕到一个地步，人类就难免会要有，在社会上有别的要求，包括政治的要求。这个也是不可移转的事实。历史，世界历史就告诉我们，一个社会到了某一个财富累积以后，就会走那条路。台湾走过，所以现在我也知道，那里商业经济是一直滑波。当然他们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照我个人观察，就是政府好多是对商界不利的一些做法。譬如说公平竞争，当然从前也不一定有公平竞争，但是现在又有另外一种不公平竞争，外商譬如说就吃了很大的亏等等，香港也难免走同一条，所以我认为--可能我这个看法是很多香港人不认同的，而且很会被香港人误会的一个看法--香港这个经济的体系完全是外向性的。因为我们是一个转口港，我们不是一个大陆性经济，甚至不是一个小国家经济，不过是个城市经济，一百几十年就是一个转口贸易的地方。在这个环境里，我们的生存，我们经济的活力、生存乃是在乎服务别人，别人有市场，别人有技术，别人有产品，别人有名牌，你就要服务他。你不服务他的话，你是没办法的。所以现在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香港的政治的声音，一定是对商界是有相当的影响。没办法，心里上你住在这个地方，每天看报纸，你就不高兴，总是不是味道。但是要是你问我香港的出路在哪？香港的出路很简单，你搅政治你搅好了，商人我就是走我赚钱的路，好像说他们对香港没有承担等等，商界从来都是对任何人没有承担的。但是要是一个社会能够制造一个环境来，商人能在那里赚钱的话，历史告诉我们，不要用什么政治手腕，用什么意识形态等等来吓唬商人。老实说，这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，政治你管你的，你给我一个比较公平的环境，能够公平竞争，我去做生意就成。
